中华民族自秦以后，历朝历代都有着重农抑商的策略，尤其是当一个新朝刚刚建立时，朝廷更是会下意识地去压制不事生产的商人阶层，并鼓励农民去开垦无主的荒田，从而让国家的粮食在短时间里得到充盈。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社会上的产能开始过剩时，这一策略就会在不知不觉间发生转变，商人的地位开始不断得到提升，有时甚至可以和地方官吏到平起平坐的地步。但相应的，他们所要付出的代价也会变得极高，商税比之田税粮税可是几十倍的增加，也叫商人们伤尽了脑筋。
可这一切在来到大明朝后，却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因为自己出身赤贫，没少受商人的欺侮之故，太祖朱元璋对商人一向没有好印象，认为这些人个个都是奸猾之徒，从未能给国家造成什么贡献不说，还不断哄抬物价，实在是该死之极。
所以在他称帝之后，便定下了不可变更的规矩，将商人的地位死死摁在四民之末，同时还有各种严苛的束缚落在商人及其子孙的头上，比如不得穿绸衣，比如商人之后不得参加科举为官……但相应的，这个被视作百姓中地位最低的阶层所需要承担的义务也最少，商税更只是象征性的一点罢了。
在大明立国的前几十年，一切都没有什么问题，商人也确实只能把自己和家人养活而已。可等到了弘治朝后，一切就全然不同，日渐发展起来的国家对商业的要求不断增强，也使商人能从中获取更多的利益。
及至如今的万历年间，各地更是不断涌现出了无数的大商人，因为他们手里握有足可影响一地经济的庞大资源，竟让这些商人足以和封疆的巡抚等大吏平起平坐，至于之前定下的那些个制约他们的规矩，更是早被人抛到了脑后。
如今的大明商人穿的只会比高官更加华贵，他们的子孙更可以靠着父祖手中的金银而在科场之上无往不利，甚至入朝为官者也所在多有。唯一没有改变的，就只有一条了，那就是这些商人所需要交付朝廷的税银，依然保持着太祖时的那个限度！
要知道，两百年时间下来，就是米价都不知翻了多少倍了，可这些商人每年所交的税银却没有丝毫变动。这点支出，甚至连有时候他们请地方官员吃一顿筵席的花费都不到。
于是大明各地就出现了叫后来之人难以想象的一幕，明明民间的大商人个个富可敌国，可朝廷却财政紧张得快要揭不开锅了。但同时，地方官员的日子却一样好过，因为他们可以从当地大商人那儿得到足够的孝敬，这笔钱甚至是他所领取俸禄的几十倍。
当国库出现亏空，天子问计于臣子，随后引出要削减宗室用度这一场风潮时，杨震便已开始关注这些情况了。而当有人提出增收商税，却被许多朝中高官所极力抵制之后，杨震就更觉着其中必然大有猫腻。
以如今锦衣卫消息之灵通，杨震这个都督想要查明一件事情的隐情自然不是什么难事。这不过几天工夫，一些隐藏在水面之下的东西就被一一揭开。
那些朝臣所以会对此大力反对，自然是因为他们能从中获取许多好处了。要知道，现在大明商业最发达，大商人最多的，就数东南的那些个省份，以及山西了。而偏偏，这些个省份里又多出人才，占据了大明朝堂的半壁江山。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当一个商人有了大量的钱财后，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他势必会想着与权力勾结，天下间再没有让自己的子侄成为权力阶层的一部分更安全的办法了。而他们又有的是钱，可以请最好的老师，从小就教导下面有读书天分的孩子，而这些人在科举中自然也就是那些最出类拔萃的人物了。
虽然贫寒人家里也会出几个天才，但只论数量的话，明显是这些富裕的商人家中所出的子侄更容易做官。这一点，哪怕是几百年后，也没有太多的改变……
当这些人真个位列朝堂之上，又怎么可能不为自己的亲人说话呢？
另外，一些本身或许不是出于商人之家的官员也因为生活需要而开始凭着自己的权力让家人在家乡行商，以获取大量的好处。毕竟这天下间的官员这么多，但真正大公无私的却只有海瑞一人而已……
这些官员和他们的家人就是靠着朝廷的这一规矩不断攫取好处的，试问当有人要改变这一切，相当于是要挖他们墙角时，这些人又怎么可能不群起而反击呢？
哪怕如今朝廷的国库出了大问题，只要增加商税便可解决，他们也依然视而不见，正所谓拔一毛而利天下吾不为也！至于朝廷的财政问题，不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么？
不过这些私心损公之念终究是上不得台面的事情，尤其是对那些道貌岸然的朝廷高官们来说，一旦事情被揭发出来，他们所要面对的麻烦就很大了。
杨震本来是打算找个机会将自己所得的这些情况报给天子，然后由万历来做最后定夺的。但既然这些官员没事找事地招惹到了自己头上，他当然不可能忍气吞声，索性就借朝中那些急红了眼的勋贵之手来对付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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