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林打破了有史以来电视集团收集器数据中心统计的最高收视率，并且把这个关卡推高到了百分之七十一的程度，换句话来说以后的节目和制作人大多数只能对着这个数字说脏话，却升不起一丝一毫想要破纪录的想法。
整个帝国拥有电视的用户中有超过百分之七十一的人收看了这档节目，除去那些正在上班的以及和其他人收看同一台电视的，很有可能这将会成为一个永恒的，谁也跨不过去的记录。
未来的电视人必然是被悲剧的，他们还没有入行，翻越山峰的道路就雪崩了。
这也能够说明有多少人在关注这件事，杜林终于说出了事情的真相，人们也能够理解，面对丑闻和胁迫的双重威胁，杜林似乎也只能这么做了。
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又是杜林？
为什么这些不好的事情总是出现在杜林的身上，那些政客们是不是整天没有事情做，就想着如何扳倒杜林？
杜林在节目中也谈起了此事，他没有明确的说明造成这样局面的原因就一定是因为自己的人种和出身贫寒，他把一切都解释的很正常，正常到就像是他在回避这些问题。
于是那些始终秉持着“这个世界就是一个阴谋”的阴谋论调者们开始狂欢，他们过度的解读杜林的每一句话，甚至还会分析他的表情，分析他的神态和肢体动作，来发掘更深层次的东西。
他们拿着自己那颗不怎么聪明的脑袋分析出来的结果神秘的扑向整个社会，以“我又踏马的知道了一些真相黑幕”为理由，加入到这场狂欢中。
这些人……，都是好人，社会高层喜欢底层民众变成这样，因为好控制，也好引导。
廉价的娱乐和廉价的社会参与感会让社会底层在绝大多数时候都非常的平稳，他们不会把抱怨和牢骚变成对统治者的愤慨，因为廉价的娱乐会让他们忘记那些小小的不快。
而参与社会活动，加入社会的讨论又能给这些人一种“我参与了帝国历史进程”的荣耀感，他们就更不可能会积压太多的愤慨以至于最终要通过行动解决自己对帝国的不满。
所以这群人是好人，杜林是这么觉得的，节目播出的当晚一些原本打算休息的人们不是坐在书桌前踌躇着该如何起草一篇文章发表到报纸上，就是通过电话和其他人分享自己的发现，总之杜林再次火了，霍姆斯也火了。
杜林成功的站在了弱势的一方，他身上原本应该成为霍姆斯攻击他的丑闻事实变成了他具有承担一切责任的勇气，这是需要表彰的行为，而不是被人批评。
就像是他自己说的那样，那个时候他还年轻，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不都做过一些又蠢又荒唐的事情吗，而且杜林还愿意承担责任，付出代价。
一个会犯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的年轻人，更符合社会价值观的需求，更符合社会底层民众的需求。
我们不要圣人！
然后人们开始思考，一个来自平民阶级，社会底层，农夫出身的小子再次受到了那些贵族背景的政客肆无忌惮的栽赃陷害，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特权阶级总是要践踏平民的尊严去彰显自己的不凡，为什么我们被人踩在脚下时只能感叹命运的无常？
第二天一大早，帝都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出现了大批的游行队伍，声讨霍姆斯的做派，更要命的是帝国日报用头版头条报道了一条骇人听闻的消息——霍姆斯可能涉嫌参与叛国组织！
如果说在这条新闻出现之前社会中有一部分人坚定的站在杜林这边，还有一部分自认为高于平民阶级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保持着中立，把杜林和霍姆斯之间发生的事情看做是丑陋的政治斗争手段。
但是现在，他们改变了立场，因为叛国并不是一个可以被人们饶恕的标签。
报道中有大量证据证明霍姆斯的心腹手下涉嫌向国外出售机密消息，包括了政治机密，军事机密和商业机密，整个社会一片哗然。
霍姆斯脸色铁青的站在别墅中，他已经从某些渠道得到了一些可靠的消息，以及帝国日报公布出来的证据复件，其中有一部真实情况还需要调查，但是有一部分证据已经能够确定下来。
他闭着眼睛按压着太阳穴，杜林不按套路出招让他方寸大乱，甚至到现在都想不到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件事。
更让他感觉到棘手的是从昨天晚上开始，不知道是谁走漏了消息，用来暂时软禁宝拉和梅丽莎的庄园外，出现了大量的记者。
这些记者就像是令人厌烦的苍蝇那样围绕着庄园乱转，保镖们已经抓到了好几批想要溜进庄园的记者。
现在那两个女孩没办法转移走，他们尝试着先开了一辆用于采购的微型卡车出去，结果刚出庄园的大门卡车就被堵在马路中间并被疯狂的记者翻了一个遍。
按照帝国目前现行的法律，一旦私人财物离开了私人领地后受到了非法的侵犯，在不受到生命安全威胁的情况下应当以报警为主，并不提倡反抗。
而且霍姆斯还是这次风波的当事人之一，如果他做的太过分，比如说通过武装押送的方式把两个女孩送走或者殴打记者，极有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反弹，直接坐实了杜林对他的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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