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这个善德女王和女性地位的问题，其实包括唐人在内所有的中国人，都很少知道在周代以前，商朝时期，女性的地位是很高的，可以做官，可以做非常高贵只有女性才可以做的官职，可以拥有封号，可以拥有封地，可以带兵打仗，可以治理国家，比如妇好这样一个例子，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例子在商朝并不少见。
商朝也是一个其他国家奴隶所向往的自由国度，任何一个国家的奴隶只要逃到商朝国境内，就可以获得自由，成为一个自由人，甚至他们中的一些很有才华的还可以做官，从奴隶到官员，在周代以后几乎没有出现过的事情，在商代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商代任用官员也不是按照血统来的，商代并不重视人的出身，任命官员不看他的出身是否高贵，他的血统是否高贵等等，皇室成员并没有因此得到什么权力，反而是一大批自由民和他国逃来的奴隶以及女性在做官治理国家。
在《尚书.牧誓》中，周武王只列举了帝辛也就是俗称的纣王的四条罪状，分别是听妇人言、不认真祭祀、不重用亲戚、任用逃犯做官，最原始的讨伐纣王檄文只有这四条罪状，根本没有看到有什么荒淫无道、滥用酷刑之类的。
在今天看来，这四条罪状似乎显得非常滑稽，因为在今天的人看来，帝辛似乎并没有什么罪过，包括“纣”这个谥号，以及他所犯下的罪行，在商代甲骨文最原始的记载中，并没有发现，“纣”的谥号是周人给出的，他的一切罪行也都是周代开始出现并且流传的，随着考古学的日渐深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深入，对于纣王的是非功过，似乎正在重新定义。
商王朝选官并不重视出身，除了王位以外，并没有相关的世袭制度的产生，而从周代开始，皇位世袭制之下的官员世袭制开始盛行，西周实行绝对的世官制，用人唯亲，遂有指责帝辛“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
殷墟考古来看，商朝末期的人祭和人殉都很少，甚至没有西周中早期严重。从各种文物中，看不出帝辛有太多暴行。西周初年时所宣扬的帝辛的罪状，除了《尚书.牧誓》中的那四条，也就只有酗酒、相信自己有命在天了。
而在商代非常普遍的女性为官和作为祭司的情况，在周王朝立国之后，完全消失了，从那之后，世官制、血统制、出身制等等恶俗开始流传，奴隶就是奴隶，连着几代人都是奴隶，完全别想翻身，对于女性的地位也就完全不再提起，彻底沦为附庸，以至于很多周边地区国家都时常有女性登位的情况，而在中国却仅有武则天一人。
是非功过，孰能辨别是非？东周末年的那场周景王推动改革失败而导致周王室的内讧，以至于从上古传说时期到周代晚期的全部史书史料神秘失踪，孔子和老子也参与其中，最后以周王室彻底倾颓和老子西出函谷关神秘失踪为结果，以至于周代之前的历史需要被特别成立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去研究追寻。
出土一部逃过周王室内乱的《竹书纪年》便颠覆了《史记》，一位位仁德圣人瞬间堕落成权欲熏心的高级政客，光鲜亮丽的禅让制度被血色所覆盖，揭开其面纱，内里的丑陋令人不寒而栗，残暴的夏桀商纣似乎另有他说，那一切究竟是如何一回事？参与其中的孔子和老子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些足以颠覆华夏数千年历史的夏商周史料，究竟在何处？
现在讨论这些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作为唐人的三位大唐使节在谈论起善德女王的时候，那态度都是出奇的一致——女人耳，仅仅三个字，就体现出了三位大唐男儿对这位善德女王的蔑视，作为天朝上国的使臣，来见你一个小国女主，你还有什么不高兴的？应该烧高香才是啊！
虽然现在有求于此女，但是打心眼儿里，三位对善德女王是非常轻视的，善德女王自己也清楚，从这三位大唐官员的姿态和眼神里面，善德女王可以看出他们内心对女人的不屑，对于新罗以女子为王的嘲讽。
“今日可是奇了怪了，大唐为何要致国书于本王？本王实在是不解，还请三位解惑。”善德女王冷冷的看着李凯、王泽和程远桥，语气里也是淡淡的嘲讽，似乎是在嘲笑这些原本就有求于自己却摆出一副高姿态的大唐官员。
作为主要谈判者的程远桥挺身而出，回答道：“我等此来，乃是有要事要与王上相商。”
善德女王冷然道：“何事？”
程远桥看着善德女王一副高雅姿态，心中有些好笑，说道：“王上，在下乃是代表大唐皇帝陛下，希望和新罗结盟，共同出兵北上攻打高句丽！”
善德女王不动声色道：“哦？竟有此事？高句丽王的确下令攻打大唐，可这与我新罗有何关联？你们打你们自己的，新罗不想参与，新罗国小力衰，经不起一番大战，如果仅仅是这样，三位请回吧！”
预料之中的事情，程远桥高声道：“敢问王上，高句丽王许以何等好处，使王上放任此大好时机于不顾，而要遵守与高句丽之约定呢？王上可否告知我等，然后，再听听大唐的条件，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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