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百姓大多为地主佃户和部曲，也不向朝廷纳税，江南十几个州的赋税尚且比不过三原县一个县，你想想这是什么情况？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此次南下，我走访各地，了解民情，这才发现情况实在是严重的很，江南那其实就是国中之国，长此以往，怎么得了？于是我便想出了在江南之地大肆购买土地和人口的想法。
高产作物的种子因为房玄龄房相的主张而没有在江南流通，江南之地主没有得到一颗土豆玉米和水稻的种子，他们没得种，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依仗，用高产作物的种子和钱财去购买他们的土地和佃户，他们的土地太多，佃户也不少，收入却不高，看似光鲜，其实很多旁支都免不得挨饿受冻，所以他们肯定会愿意出售土地和佃户，这就是我最大的依仗。”
薛仁贵越听眉头越紧紧皱起：“苏侯，不瞒你说，来此地之前，在下听闻不少将军都对苏侯的做法颇有微辞，他们都说那些人明明都是国贼，为何不动大军征讨之？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江南全部国土，那些国土原本就是大唐的，为何大唐朝廷需要那些土地还要向他们付钱购买？民众都是大唐之民众，为何还要付钱购买？
很多将军都主张对江南用兵，但是军中很多部队都在做准备，几乎都要做好出征的准备了，结果陛下一纸诏令不允许出兵，听从苏侯的意见和那些人做生意，谈判，花钱买，大家都说苏侯变了很多，不像过去的那个好男儿了，但是在下始终认为苏侯不会无缘无故这样做，所以，还请苏侯解惑。”
苏宁听到了薛仁贵的话，顿时觉得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正确的不能再正确了，这次的事情要是李二陛下没有顶住军方的压力顺着他们的意思出兵了，那么极有可能导致很严重的后果，大唐军方将渐渐变得不受控制，干涉政治，干涉政府行政。
比如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军方就根本不听政府的控制，从一八七四年台湾危机开始，日本军方屡屡违背政府的意愿，强行对中国和盟国出兵作战，第一次就是台湾危机，日本军方第一次反抗政府的命令，清政府一面出动沈葆桢统兵，一面请出了美国人英国人调停，日本政府出动了维新元老西乡隆盛去阻止军队出兵台湾，结果还是差点儿闹出大事情。
从此之后军队就一发不可收拾，日俄战争，二二六事变，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华北危机，一直到七七事变，所有的日本军队的主动挑衅的都是军部做出的决定，九一八事变甚至是一些小小的参谋做出的决定，连关东军司令部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就更别提日本政府了。
九一八之初，日本政府得知以后甚至强烈要求关东军停止冒进，他们认为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实在是太少，根本不足以和中国军队相抗衡，更别提北方的苏联，政府害怕中国二十万东北军的奋力一搏，毕竟当时关东军在东北只有两万人，可是军队不听，张学良也被吓住了，于是……
二二六事变以后，日本文人内阁近卫内阁原本被很多日本人寄予厚望，希望可以控制军部，结果上台一个月，近卫内阁的清新脱俗之气就被军部的血腥钢刀终结了，军部最猖狂的时期连他们最信奉的“天皇陛下”都要妥协。
苏宁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因为自己的出现和动作而提前出现在大唐，甚至更加危险，更加严重，因为军方结成了一个团体，不再是分散的互相征战的军阀，而是一个团体，类似于军政府的团体！那更可怕！
政府，是文人的政府，军队，是军人的军队，文人不掌军，武人不干政，这才是一个健康的政治体制的标志，但凡是文人掌军还是武人干政，那都不是正常的社会制度的现象，那是错误的！
“仁贵，我知道那些将军肯定对我有所不满，但是，我还是要这样做，我之所以支持军队铲除掉山东士族，原因在于他们的存在威胁到了大唐的安全，他们的存在威胁到了普通百姓的安全，他们的存在使得我们没办法普及教育，没办法像现在这样普及教育，让孩子们都读书，都可以参加考试。
可是江南不一样，江南无论是士族还是大家族，他们都没有威胁到大唐的安全，大唐不会因为有了他们就变得不安全，他们的存在无论是在朝廷中还是在军队里面都没有什么意义，他们很少参与到朝政当中来，或者说，山东士族想要造反，但是江南人不想造反，既然不想造反，那么就应该用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都是大唐人，死一个就少一个，大唐如今多么缺乏人口，你也知道的。
隋末四千多万人口，如今才不到两千万，大唐那么缺乏人口，那么为何又要自相残杀，又要把珍贵的性命浪费在自相残杀中？对于异族，那是能杀就杀，这一点我不反对，但是对于自己人，可以谈就要谈，能不杀就不要杀，仁贵，不管其他将军是如何想的，我现在只希望，你可以明白我的想法，可以理解我的想法，对于自己人，尽量不要动刀兵。”苏宁盯着薛仁贵，认真的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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