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没出一个星期，罗家的小厨房的窗户就给补上了。
一个上下铺的架子木床也挪进了宁卫民的小屋。
二十二岁的罗广亮，从此不但有了稳定的容身之处。
也有了个体执照，有了自己的三轮车。
他真正的翻开了自己人生中全新的一页。
当然，没人生下来就想当三轮车夫。
因为这是历来被京城人称为“苦大累”的活儿。
既没技术含量，也没什么前途。
就是干到顶天儿了，在别人眼里，也仍旧是个臭拉车的。
实话实说，身为冠军苗子的罗广亮要不是一步走瞎了，成了个被社会嫌弃的另类份子。
他就是再有力气没出使去，怕也不会加入这前面看不见亮儿的行当。
可话又说回来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老天爷往往在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也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
不到最后的一刻，其实你很难知道自己到底是赔是赚。
就拿这蹬三轮车来说吧。
谁又能想到，在如今的年景下，这个在京城已经存在了好几十年，一点也不起眼的行业，竟然成了个日进斗银的好营生呢。
这可不是胡吹大气啊，真的是这样。
首先说社会大大环境，城市的建设和经济发展都在大步向前，对物流的需求自然迅猛增长。
在缺少机动车的客观条件下，我们的社会别无他法，又只能依赖人力三轮车来维持城市正常物流需求。
这也就是说，目前恰恰是这种落后的物流方式的黄金年代。
另外，和过去还不同的是，经济体制也有了新的变化。
因为自打知青返城，国家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不得不在政策上放了口子。
而打批准个体运营执照的那天起。
政府就给了愿意自己干的个体工商户，以低税率和充分的自由。
所以在当下跑单帮的三轮车夫，他们和国营的三轮车夫还真不是一回子事儿。
体现在收入上，就能导致天壤之别。
还别不信，要知道，这个年头三轮车的运价，国家其实制定了统一标准。
规定二环路以内每个区域货运一块五。
客运乘一人八毛，乘两人一块四。
二环路到三环路之间，每个区域货运一块八。
客运乘一人一块钱，乘两人一块八。
三环以外每公里价格是货运每公里一块。
客运每公里乘一人六毛钱，乘两人一块钱。
这个定价标准对于国营起重社来说，显然是死的，不能动的。
但对于个体的三轮车夫来说就不一样了。
他们在要价上具有充分的灵活性。
如果和国营的三轮车竞争，他们可以落价抢活儿。
如果要碰上落难的客人，不了解情况的“棒槌”。
他们还能顺势抬价狠狠宰上一刀。
其次，由于一个旱涝保收，一个是自力更生，劳动积极性上也完全不一样。
国营起重社的三轮车夫，国家管生老病死，工资都是死数儿。
他们一般拉活儿是挂靠的起重社委派，多数和货栈和商店合作。
基本上是一天两趟，就能挣着三五十不等的工资了。
他们唯一能挣点活钱儿的机会。
就是在起重社守株待兔，等着有偶而需要用车的人找来。
可跑上一趟也没多少。
大头还得交公家，自己基本上也就能落个块儿八毛的喝酒。
所以大部分隶属于起重社三轮车夫都图个安逸。
从没有自己找活儿干的动力。
这些人每天干完例行工作，几乎都泡在起重社门口就不动窝了。
人人手拿大茶缸子，嘴叼着廉价烟卷，凑在一起侃大山，溜舌头。
要么就找地儿下棋，打扑克牌。
反观个体的三轮车夫，却个个都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主儿。
无论白天还是黑天全出动，他们都得寻摸哪儿有钱的动静。
是哪儿的活儿肥奔哪儿去，再多的活儿，也不嫌多啊。
有的人专门擅长绕远路，有的人擅长拍唬，有的人专憋老外和外地人的肥活儿。
大家是各显其能，八仙过海，为了多挣钱什么招都敢使。
或许是因为家教好的原因，罗广亮在其中比较各色。
他属于不多的实在人，走的是多拉快跑的路子。
他不怎么挑活儿，无论拉人还是拉货，遇见有人问他，就拉。
别人不爱去的苦活儿他也去，反正就是不爱闲着。
有时候还专门大晚上的等火车站末班车的夜活儿，就为了多挣俩。
哪怕表面上他有点吃亏，别人都笑话他。
大家觉着他就跟今年刚上映的电影里的张丰毅扮演的祥子一样冒傻气。
他也照样乐此不疲。
因为实际上，他挣得并不比谁少，甚至还相当稳定。
至少每天都能有个小二十块进兜儿里，都顶上正经产业工人四分之一的工资了。
所以说白了，这年头的个体三轮车夫，那就是坐在了风口上的猪。
在社会大部分人还拉不下脸来干这个的时候。
能守着京城火车站或者是长途客运站这么一方宝地。
还拥有定价的自由和低税率。
无疑天时地利人和全都占齐了。
这要是还不挣钱，那还有谁能挣着钱啊？
客观来说，除了特别耗体力，不体面，挣不着外汇券这几样之外。
他们的收入几乎都能追上开汽车的出租车司机了
至于他们对这个城市起的作用，也的确是跟九十年代初火遍京津的“黄面的”极为类似。
真是个个都是深藏不露的小财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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