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理说所有的上奏都应该走通政使司——内阁——司礼监——天子这道流程，但因延绥巡抚衙门是三边要害衙门，奏本居然跳过通政使司、内阁和司礼监，直接面呈天子。
那一定是有大事发生！
谢迁问道：“宾之可知昨日发生何事？”
李东阳微微摇头：“还要待午朝时，才能获悉。于乔，我观你票拟之奏疏，皆都合乎理据，似是下过苦功，料想昨日至今，并未歇息，便先趁着午朝前，回房休息，养足精神再说吧！”
话语诚恳，以至于谢迁无所适从。
谢迁有些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李东阳是不是在说反话讽刺他？嘴上应道：“并不困倦，国事着紧。”
谢迁想的是，前日我刚上奏“止战”，今日若被宾之得知我找沈溪来代替票拟，那我可真无颜再留在阁部。不过，这位置谁爱坐就坐，王鏊、梁储、王华等人，随便陛下安排谁来担任即可。
谢迁“自暴自弃”，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后坐下，顺手将桌上一份奏本拿起，打开来一看，顿时吓了他一大跳。
这份奏本，是从三边过来的公文，因为内容看起来无关紧要，以至于延后两日未曾票拟送往司礼监，但却被沈溪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奏本中提到，西北近来经常有南迁移民，据说是北方部落的牧民，请求朝廷想办法安置，否则将会以北夷待之，将其扣押为奴。
刘大夏对此的批注是上奏朝廷，请皇帝定夺，因为刘大夏想让皇帝吸纳鞑靼牧民，将其择地安置，以彰显大明天威。
由于移民数量不多，只是定个方针，不但通政使司未重视，就连上奏的三边总督衙门自身也都未曾将其当作一件应该马上请求得到天子回复的公文，才令这份奏本在内阁中停留两日。
本来光看奏本内容，还不觉得如何，但沈溪拟定的票拟内容，笔迹却跟谢迁一模一样，这是他第一惊。
谢迁第一个想法是：“沈溪小儿何时学会我的笔迹，还如此惟妙惟肖？难道是我困倦迷糊时亲笔所写，而非沈溪小儿所题？”
但再上面内容，谢迁便确定自己一定没写过这种票拟：“……南下牧民频繁，乃北方兵马有异动所致，三边应严防夷寇南犯，钦此钦遵！”
谢迁微微一琢磨，这票拟足够让人震撼，居然从北方牧民南下这一个动向，察觉鞑靼人可能化被动为主动，进犯大明边疆。
沈溪将票拟写得非常直白，阐述事理也很清楚，是个人都能看懂……奏本本身内容无足轻重，但背后隐藏着的却是鞑靼人的大动向。
谢迁想不明白沈溪是如何判断出来的，更不清楚沈溪为何会模仿他的笔迹。
谢迁继续翻看几份奏本，无一例外，沈溪都是模仿他笔迹题写的票拟，内容详尽，没有用一些内阁大学士惯用推诿的辞令应付了事。
谢迁心想：“真是难为了这小子，没教给他一些基本规矩，竟然做得如此尽善尽美！难道这一夜，他一本本看下来，每本都做了票拟？一晚上时间，够吗？”
“于乔，你在看什么？”李东阳本来正在翻阅谢迁票拟过的奏本，见谢迁神色有些不寻常，问了一句。
谢迁看了李东阳一眼，本能地感到心虚，但此时他突然反应过来：“沈溪小儿用我笔迹写的票拟，宾之兄一定当我熬夜将所有奏疏做了批阅，我哪里用得着如此心慌意乱？”
谢迁拿着沈溪放在最上的一份奏本，送到李东阳面前，道：“宾之兄，看看这份奏本！”
“奏本？”李东阳微微皱眉。
大明朝上奏中，公事用题，私事用奏，但所谓公事题本，只是不掺杂个人意见，或者少有个人意见的关于地方风土人情、天灾人祸、税收开支进项花费、衙署内官员任免状况等等。而私事奏本，则是大部分上疏皇帝所用格式，诸如有什么事请示皇帝处置，只是以个人的名义上疏天子。
李东阳接过奏本来，看到上面所提内容，是三边总督衙门佐二官上奏关于安置南下牧民的问题。
这奏本被搁置理所当然，皇帝大病初愈没心思管这些，就算管，那些个在天朝上国大佬眼中根本连**都算不上的北夷牧民，死活有什么关系？
要不是刘大夏觉得这是收服鞑靼人心的一种方式，断不会让佐二官上奏这么一份奏本，而会直接决断将这些牧民发配为奴，但就是这份奏本，不经意提到一些游牧民的动向，以及牧民牲畜多被掠夺的状况，在沈溪看来这是鞑靼人准备主动出击的信号。
沈溪认为，鞑靼牧民被“自己人”掠夺，心有不甘，又不知道上头到底要做什么，直接“弃暗投明”投奔大明。
李东阳问道：“于乔，只怕你是小题大作。西北风平浪静，我朝将士尚未出击，鞑靼人内乱自顾不暇，岂能主动迎战？如果说鞑靼人为了防备我朝兵马出击，掠夺民财北逃，倒是可以解释！”
“难道我边关数十万将士，还有斥候、哨探无数，竟连鞑靼人动向都无从察觉？”
李东阳的话很有说服力，谢迁要不是看到是用自己的笔迹书写说明这是鞑靼人南下的征兆，恐怕也会同意李东阳的说辞。
大明为了备战，情报系统跟进得很快，派出那么多斥候去草原调查，如果鞑靼人有什么异动，不可能瞒过大明的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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