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企业负债率很高，甚至超过拉美和东南亚企业，为避免破产，财团不得不与青瓦台保持良好的关系。青瓦台控制了以信贷为基础的产业融资系统，这样，就可以影响经济的投资模式，引导部门的动向。
南韩企业负债率很高的性质，在南韩历史上一贯如此，这意味着部门之间贴现率或优惠贷款利率的微小变化，都会对资源配置产生巨大影响。因为在债务/股本比例很高的情况下，这些工具对企业现金流影响很大。所以，财团与青瓦台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保持高度一致。
事实上，南韩所有的财团都有股份掌握在南韩的银行手里，而这些银行受青瓦台控制。
而从1962年至1972年之间，南韩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形成了涓滴效应，不给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殊的优待，而是集中力量发展财团，进而带动一大片富裕群体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
被扶持的财团旗下都有数量庞大的职工，在一个社会保障体系完全缺失的年代，财团的福利水平直接影响到全韩人民的生活水平，由于南韩的耕地贫瘠，无法安置太多农民，也没有可以容纳太多工人的国企，因此很难抵御失业的冲击。
即使财团不断作死，也很难断了它们的信贷，让它们破产，财团永远处于被青瓦台监管的状态，一定意义上成了“永不破产”。
一方面，青瓦台不得不不断挽救处于困境的财团，以防银行体系瘫痪和大规模的失业，1972年的债务危机中，青瓦台允许财团延期偿还债务，为财团提供救援贷款。
1979—1993年间，青瓦台向重工业和化工业的企业提供财务补贴；1984—1988年间，它又对海外建筑、造船、纺织、机械制造业的企业进行债务重组。青瓦台成了承保人和责任承担者，为财团和自己的投资提供担保。
青瓦台制定了难以计数的规章制度，试图通过管制的方式支配和驯服财团。青瓦台一直很严厉，不停地敦促企业进行改革。
1972年金融危机后，青瓦台通过紧急暂停财团偿还场外市场的债务来挽救财团，青瓦台将它认为的“蓝筹企业”挑选出来，强迫它们上市，并威胁对不服从的财团征收40%的企业税（正常情况是27%）。
汉城股票交易所一下子充斥了大量公开发行的新股票，价值高达4800万美元，上市企业的数量骤升至50%。
1974年，股市又受到一次推动，朴正熙颁布特殊命令，严令银行对非上市企业加强贷款的审计和监督，七十年代一口气颁布了不少这样的政策措施。
这下财团们左右为难了，一方面是惩罚性措施，另一方面又是上市的巨大损失，诸如自主权、廉价贷款，股权被严重低估，筹集不到多少资金。
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反应可想而知。
有财团认为违抗青瓦台的命令是上策，宁缴40%的税，而不享受青瓦台给上市企业的优惠待遇，也有财团阳奉阴违，自己又从二级市场把大部分股票买了回来，因此南韩的证券市场规模很小。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青瓦台还试图用一套最难实施的“信贷控制”的方法来限制财团获得银行信贷。
该信贷控制体系起源于产业政策时代，在一种银行信贷不是根据经济上是否可行，而是根据政府产业政策的要求发放的体制中，防止企业拖欠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停加强监督和控制，包括时刻对贷款使用情况加以监督，对财团融资结构的改革情况加以监督，制定一整套贷款上限限制。
为了阻止贷款的集中，青瓦台制定了复杂的规定，限制给同一个贷款人的贷款额度，限制单个银行给大贷款人贷款的数量，规定财团附属企业的贷款上限。
为了防止拖欠，青瓦台建立了一套预警方案、现代化的信贷评估程序，以及复杂的拖欠管理规则；青瓦台发布了一套特殊、只适用于财团的法令，以管制各产业部门的股本、债务比例，从财务方面鼓励企业上市。
自1980年以来，青瓦台密切监督财团使用银行贷款的情况，并扩大了外部审计；到八十年代中期，还根据《公平贸易法》制定了一系列政策。
1992年，《公平贸易法》进一步得到加强，子公司之间的贷款担保受到限制，青瓦台放松了贷款上限，以鼓励财团发展核心产业。
青瓦台这样做的结果是制造了一个管制信天翁，最后也没有达到目的。但是青瓦台不得不制定法规，来抵消自己的发展战略所产生的最恶劣之影响。
在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青瓦台选择由官僚，而不是市场的方式来约束财团，致使法规膨胀，裙带主义盛行，在财团的头上蹲着不少婆婆。
九十年代，南韩军人统治结束，进入文管时代，新上台的金泳三试图打破青瓦台既是财团担保人，同时又是其管制者的双重角色所导致的对抗和经济停滞，因此，青瓦台决定淡化其作为管制者的角色。
青瓦台既为了消除对抗，又为了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极大地放松了银行部门及贷款行为的监管，并在1993—1994年间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且解除财政部对信贷分配的直接干预及任命银行领导层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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