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频频失败的美国开始在经济上封锁华国，最先干出的一件事是，冻结华国在美的全部资产，但没想到，这招吓坏了欧洲人。
一来，西欧大量的美元收入，来自对东欧的贸易，所以西欧生怕美国也把自己的美元资产冻结掉；二来，深陷朝鲜战争的美国开始出现财政赤字，美元资产是否会因此而贬值？
此时此刻，英国看到了恢复伦敦金融中心地位的机会。于是，英国采取不问出处、税收优惠等一系列手段，试图把欧洲美元吸引到伦敦，形成美国之外世界最大的美元市场。
这招着实灵验，不仅欧洲国家所需美元不必再向美国借贷而转去伦敦，同时，一些美国企业为避开国内高税率，把自己的海外收益放到了伦敦。
这样的态势一直持续至今，伦敦金融城不仅是欧洲美元市场，同时也是世界最大货币交易市场。
毋庸置疑，维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必须具备两个前提：其一是美国必须保有充足的黄金储备，以维系国际收支平衡和其他国家无条件以35美元/盎司兑换黄金；其二是美元保持坚挺、维持世界对美元的信心。
但欧洲美元市场的出现，越来越多的美元离开美国本土，这势必威胁到布雷顿森林体系。
尤其是欧洲从战火废墟中恢复，使用的机器比美国更新、更先进，制造的商品比美国更好、更便宜。因此，在陷入战争、工业老旧、欧洲争夺的合力之下，全球贸易格局开始逆转。
在贸易上，美国贸易顺差变为逆差；在金融上，为弥补逆差美国只能放大美元货币数量，但货币越发越多，黄金却不再流入美国，这动摇了35美元/盎司黄金的基础，美元贬值预期伤害了世界对美元的信心。
1958年，世界对美元的怀疑终于演化为一场抛售。
1960年1月2日，肯尼迪在参议院秘密会议厅面对300名支持者宣布他将竞选第35届美国总统，但此时，美元抛售狂潮在欧洲冲向极致。伦敦黄金价涨到41.5美元/盎司，意味着美元贬值超过20%。
这一年，在欧洲平均投资回报率16%、高出美国一倍的吸引下，470亿美元的美国资本流向欧洲，1957年这个数字只有250亿美元；这一年，美国黄金储备加速下降，1950年其总值400多亿美元，此时还剩不足200亿美元；
这一年，美国财政赤字超过200亿美元，历史上第一次超出黄金储备总值；这一年，美国工业产值下降14%，出口萎缩，加之资本的大量外溢，美国国际收支出现20亿美元逆差。
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元出现的第一次危机，倍感惶恐的美国立即邀请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瑞典、加拿大、日本召开紧急首脑会议，商议如何应对危机。
会上，各国首脑接受了美国的提议，把各自的黄金储备集中到一起，构建了历史上着名的“10国黄金储备池”。同时，各方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互惠贷款协议，并通过这个协议，欧洲9国对美提供200亿美元贷款。
一系列举措下，美元勉强渡过难关。
1961年1月，肯尼迪入主白宫，同年，美苏两国长达28年的“冷战”正式拉开帷幕。
不过，另一道冷战之墙也在人们的不经意间形成，鉴于凯恩斯主义的主导，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针对政策资源的争夺，使之产生了巨大的隔阂。
肯尼迪非常在意美国实体经济的良性发育，他认为，实体经济才是一国经济之本，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也是国民更多走向中产的基石。但是，肯尼迪的实业兴国之路非常坎坷，因为他触犯不少金融权势集团的抵制。
同时，肯尼迪还遇到了另一个大麻烦，欧美市场早已被金融巨头实际联通，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构建的是固定汇率制度，在此背景下，美国货币政策基本作废。
就是说，如果美国降息或大量投放基础货币，资本将流向高利率的欧洲；如果为阻止资本外逃而加息或减少货币供给，那美国实体经济势必受到进一步打压。
1963年7月18日，无奈的肯尼迪只能寄望财政政策。他强硬要求国会通过法案，对外流资本课以15%的重税。话音刚落，华尔街怒骂一片，法案遭到英、美金融巨头的激烈反对。
经过长达127天的争辩，肯尼迪并没有机会看到法案的通过，一直到他死后的十个月左右，相关法案才获得了美国国会的批准，但其中的条款被微妙修改，根本没能起到阻止资本自由流动的目的。
话说二战之后，拉美国家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鼓励本国制造业发展，并且大量出口国内资源丰富的初级产品，因此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发展迅猛。
尤其在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拉美国家的工业年均增长在8%以上，GDP年均增长6.5，人均GDP仅10多年就从400多美元提升到1000多美元，被称为世界经济的拉美奇迹。
这些拉美国家为了更快地实现工业化，赶超发达国家，于是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对外大规模举债，以增加政府对公共事业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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