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采取了这些政策以及感觉墨西哥要发生某种经济奇迹，国际资本市场将目光重新投向墨西哥，开始大规模投资墨西哥政府和政府企业发行的证券。
由此形成的资本流入飙升，使该国得以为日益增长的庞大“经常账户”赤字融资。
“经常账户”余额是衡量一国对外经济交往的最全面的指标，从1992年至今，这一赤字平均几乎达到墨西哥GDP的7%，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如此高的赤字是极其危险的。
因为政府开支得到了控制而且流入的资金主要是私人性质的，所以很多分析师，特别是墨西哥的政府高官相信，尽管资本流入的规模非常庞大，但是并不需要为此担心。
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学家都在争论经济改革的正确步骤，探寻哪些市场应该先自由化，哪些市场应该较晚或较缓慢地放松管制。大部分专家都同意自由化的最优顺序应该是逐步取消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制，以避免因巨额的资本流入而突然增加流动性，从而导致本币人为升值。
与这一常规智慧相反，墨西哥选择在1989年取消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而此时改革才刚刚开始。
采取这样的改革步骤是对很多因素的回应，例如墨西哥长期以来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传统；该国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强烈愿望，而加入这一富国俱乐部需要成员国放弃对资本流动设置障碍。
墨西哥的战略与其他紧随其后的拉美改革者形成强烈的对比，智利对于资本自由流动就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以避免危害出口竞争力。
由于没有限制，国际金融家得以使大笔资金在墨西哥自由进出。仅1993年不到半年时间，墨西哥的资本净流入就超过其GDP（半年）的8%，与其他国家的资本流入和墨西哥的历史数据相比，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大部分资金都是短期投机性的，投资于股票市场、私人部门金融工具和政府债券。
到1992年，大量观察家开始争论经通胀调整的币值或者经济学家所谓的“实际汇率”走强，是否会威胁墨西哥改革的持续性。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和拉美问题专家鲁迪·多恩布什指出：“墨西哥经济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汇率被高估”。
世界银行1992年11月公开的一份文件以一种不祥的预感提到，“开放资本账户还会使墨西哥暴露在短期资本流动剧烈波动的风险之下，即使国内的经济政策是正确的，它也会把不稳定的外部冲击传导到国内”。
这份文件还提到墨西哥可以“通过提高利率，或让比索贬值的方法，应对这些危险”。
为了回应这些忧虑，墨西哥当局再次强调了资本流入大部分属于私人性质，而且政府财政收支是平衡的，因此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它的立场基于以下三条理由：第一，墨西哥官员指出经济系统本身有足够的灵活性，以应对突如其来的状况和冲击，比如有弹性的利率和有限的汇率浮动区间。
第二，生产率的快速提升很快就会出现，这将带来出口的大幅增加，消除“经常账户”赤字和贸易逆差。
第三，长期经济增长的基本面仍然是健康的，考虑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情况就更应是如此。
墨西哥央行行长米格尔·曼西拉曾告诉《经济学人》，贸易不平衡不是问题，因为它与外国基金的流入有关，而不是由扩张性的财政或货币政策导致的。
而且，墨西哥当局在进行计算后认为，经过恰当的测算，经通胀调整的币值高估并不像独立观察家认为的那么严重。
然而，这些分析没有认识到，从长期来看，资本以超过全国总产出8%的速度流入墨西哥，这是不可持续的，到了某一节点，资金流入的速度就会减缓，甚至戛然而止。
尽管对于在长期时间中多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可以维持这一点并无定论，但分析师可以遵循一些有用的准则，以探究资本流入是否存在对可持续性的偏离。
一般而言，大多数准则都呼吁将“经常账户”赤字控制在GDP的4%以下，而在1992年至今墨西哥远远超出了这一水平。
看完分析报告，南易敲击了几下键盘，调出今年会影响世界政治或经济格局的重大事件、会议统计表，查阅与墨西哥有关的部分。
作为将于6月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权会议筹备工作的一部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代表于1月18日至22日聚集在哥斯达黎加圣约瑟城，通过了《圣约瑟宣言》。
宣言重申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通过各自的努力和广泛的、非选择和歧视的国际合作，促进与保障完全遵行《世界人权宣言》及世界和区域人权文书规定的人权的承诺。
宣言认为，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宣言强调人权与民主和发展关系，认为保卫和加强代议制民主是有效享受一切人权的最好保障。
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国际社会必须尽快采取措施，通过适当机制实现这一权利，这种机制应当考虑到，在一个健康和生态平衡的环境中实现发展的权利是一项普遍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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