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主要想讲的，其实是关于林邑国。
为什么要讲到林邑国呢？这涉及到两个问题，
一，汉之南界，马援铜柱到底在哪里？
二，对于古代越南，由汉至唐，中国究竟是没有控制？控制了一半？还是全部控制？这个林邑国，就是答案。
首先，关于马援铜柱的位置，《后汉书》并没有明确说明。但是因为马援铜柱被明确的作为大汉国土南极象征，又因为当时汉代的郡县最南到达日南郡象林县，也就是现在越南中部的广南省。所以汉代马援铜柱的位置应该就在那里。
此后，从《晋书》开始，都有明确声明：林邑国本汉时象林县，则马援铸柱之处也。《南史》，《旧唐书》，北魏郦道元《水经注》都非常明确的表明了林邑，象林，马援铜柱三者之间的关系。那还有啥争议啊？
这争议其实都源于越南史书，而我们当代史学在向越南史书做让步。
越南，也就是古安南的历史其实以前也不计较铜柱这个事儿的，毕竟是国耻，提的不太多。一直到了14世纪，当时越南陈朝已向元朝称藩，朝中有一名学者黎崱写了一本越南的百科典志——《安南志略》，这里面就说这个马援铜柱年久失修，在唐朝，有一名叫马总的将领在旧址旁边令立了新柱，这根柱子现在在钦州，也就是现在中国广西省境内。
这个说法一出来，安南人爱听啊，于是迅速成为学术主流，它就被安南历史典籍中地位十分尊崇，相当于中国《史记》地位的《大越史记全书》所收录了。尽管在越南关于铜柱也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法，诸如更南的富安省说或者北一些的乂安省说，但那些大多都是以地理考为证据的非主流学说。
那么问题来了，《安南智略》，《大越史记全书》是不是胡诌，是不是当时安南史学家耍刘忙？这倒也不全是。
马总立新铜柱的事情呢，《旧唐书·马总传》，《隋书》都提到了，马总在唐元和年间曾任安南督护，他“于汉所立铜柱之处，以铜一千五百斤特铸二柱，刻书唐德，以继伏波之迹。”，确实曾经在老铜柱旁立新铜柱。但是唐，隋两书并没有说新柱子在钦州啊。
当时的安南学者，应该是根据《新唐书·南蛮上·南诏》中的一句：玄宗诏特进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境，取安宁城及井，复立马援铜柱，乃还。判定马援铜柱在南诏安宁城，也就是今广西省的。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一点就可以发现，两个事件中，立柱人并不一样。马总以安南督护的身份重新立了安南马援铜柱，何履光定南诏后也立了马援铜柱。马援当年是否也在南诏立过铜柱宣誓汉土呢？很有可能啊。越南的铜柱出名是因为它代表了汉之南极，但不代表其他国界标没有同样操作。在四川的涪陵以及湘西溪州，也有马援铜柱的记录。《后汉书·马援传》对南极铜柱都是一笔代过，对其他次要铜柱自然没有必要一一列举，而马援何履光两个人分别立柱的事实，也很明显。其次，何履光立的那根柱也不一定就在安宁城，关于选址其实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的。
不过安南史学家当时就将这两条史料搞拧巴了，或者出于民族史观需要，故意拧巴一下。这事儿，越南学者愿意信，可以理解。国人起什么哄啊？咱家里的《晋书》《南史》《水经注》都是假的？越南史学界从不质疑林邑国，象林县之间的关系，单单把马援铜柱拉开来讲，这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学术技巧。
铜柱这事儿就先说到这儿，下一章我们继续以林邑国为突破口，捋一下古代大安南地区和中土王朝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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