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如约而至，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
今年下半年，“个体经济”这个词汇首次出现在官方文件上，经过媒体的低调宣传，传遍大江南北。一小部分不甘寂寞、不甘平庸的人，选择了一条在当时不为人看好的道路，停薪留职，到外面闯荡。此时，个体经济不被社会保守思想所接受，这些人顶住来自家庭、社会各界的巨大压力和歧视，一往无前的挣脱了体制的束缚，在不久的将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万元户、十万元户、甚至百万元户。
如果说1978年是改革开放的发轫之年，那么1980年就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小高潮、个体经济的春天，这一年，个体经济以顽强地生命力破土而出，终将有一天绽放出绚丽之花。
身处于这样一个激荡的大时代，林维桢不心动是假的。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也曾幻想过、憧憬过，摆个摊，卖点小商品，积累了原始资本后，再往大里做，去南粤特区倒腾物资，做个倒爷，等真正有钱了，进入实业领域。
只是，曙光虽现，但仍微弱，于是他决定耐心地等待。
正好《学友》杂志第六期向广大师生征稿，林维桢随手写了一篇关于个体经济的文章投了过去，能发表最好，即便被拒稿他也不在意，修改后可以当成第一学期的课程论文。
天越来越冷，晚上林维桢经常在梦中被冻醒，他开始极为怀念谭山家的土炕。
原本海州地区没有睡土炕的习惯，不过谭山和杨婶是胶东人，自然而然地将土炕带到了农场。
每当缩在被窝里瑟瑟发抖时，林维桢就在想，以后家里也要盘一个土炕，就像田俊经常挂在嘴上的话，老婆孩子热炕头，换个神仙也不做。
脚冻得发麻，于是浑身上下也没个暖和地方，实在受不了这种鬼天气，他开始琢磨着把祖宅收回来，在里面盘个火炕，啧啧，那日子熨帖极了。
不过想到期末考试马上来临，只能将这个想法暂时搁置。
今年的春节比较晚，情人节的第二天才是除夕，所以期末考试安排在一月的最后一个周，放假顺延至二月初，不过元旦刚过，大家就已经开始准备期末考试。
同学们都很忙碌，就连吃饭也加快了速度，要不是宿舍晚上熄灯，保不齐有人要挑灯夜战，身边学霸环伺，林维桢不敢自甘堕落，也投入了紧张地复习中。
因为有前世打下的底子，林维桢的数学学的非常好，不客气的说，甚至比讲台上的老师都强，特别是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绝大部分人都是在上大学后才第一次接触统计学，习惯了高中数学的定量化，面对似是而非的概率统计，很多人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
难是肯定的，但只要掌握了方法就会轻松很多。以林维桢前世的经验来看，在学习概率统计的过程中经常遇到一个共性问题，那就是书本能看得懂，习题却不知从何入手，一道题目要么刷刷几下做出来，要么不得要领，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一分也不得。
林维桢将自己多年总结的经验教给舍友，多做题，因为概率统计的题型是一定的，翻来覆去就那么几种，只要掌握了题型，就不怕题目的七十二变。
即便如此，宿舍的几个大老爷们一看概率统计题目就愁的揪头发，简直比受刑还难过。
“小林子，这道题怎么做？我根本不知道题目在说啥！”，田俊现在遇到的问题也很典型，看不懂题目，不知道题目要表达的意思，这种问题在初学者中非常普遍。
林维桢耐着性子给田俊讲解，说得口干舌燥，田俊终于开窍了，刚想坐下喝口水，牟老大一把拉住他，“别走，给我讲讲这道题”。
没过两天，林维桢的学习经验便传了出去，课间休息时，不断有女生来到林维桢座位旁讨教问题。
经济系狼多肉少，女生属于稀缺资源，班里倒是有几个女生长得不错，环肥燕瘦，各有千秋。
见女生们围着林维桢打转，男生们的心理阴影可想而知有多大，看向林维桢的目光相当不善，恨不得在林维桢后背上戳出几个洞。
考完试，同学们陆陆续续离校回家。
谭沁的考试还未结束，所以林维桢留下来等她。
趁着这几天空闲，林维桢决定去拜访父亲的朋友沈儒群，先把断绝了多年的关系拾起来再说。
赶了个大早，先骑自行车去了趟音乐学院，一打听才知道沈儒群已经放假回家了。
在附近买了一兜苹果和几样点心，挂在车把上来到音乐学院的家属区，在沈儒群家门口，轻轻地敲敲门。
开门的是沈儒群老婆，林维桢喊了一声“赵阿姨”。
赵茹打量着林维桢，感觉有点眼熟，但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在哪见过，疑惑道：“你认识我？”
林维桢道：“我父亲是林兆先，小时候我爸带我来过这”。
“哎呦，你是兆先的儿子”，赵茹捂着嘴惊喜道，转身冲屋里喊：“老沈，老沈，你快看看谁来了！”
赵茹一把将林维桢拉进门，看林维桢手里还提着东西，不禁埋怨道：“你这孩子，来这里就当回家，带东西干哈”。
“谁啊，我说你能再大点声吗？天花板都快让你顶跑了”，沈儒群从书房里出来，抠着耳朵抱怨道，赵茹是音乐学院的女中音老师，又是地道的东北人，嗓门着实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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