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的对峙，实则殊途同归。
无论是礼赞理想，还是观照现实，三十岁都是一个无奈的年龄阶段。
应该承认的是，三十岁的确为人生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倘若能重振旗鼓，厉兵秣马，将东山再起梅开二度。
所以，三十岁的男人不是重新崛起，就是走向衰败。
想到这点，我不知我是否还藏有无穷希望，是否在未来的日子里会与这些新的境况、新的生机勃勃的行业迎头相遇。
这算不算是让我这么悲伤的原因呢？
还是因为我那热衷的职业？
儿时的信仰当时在心中充溢，并且还承诺过今后的生活，后来发现从来不能、永远不能实现了呢？
我经常从窗口看那些玩耍的孩子们，我有时又看到这种执着和信仰，我于是悲伤地看着，我回首幸福的往事时有了同样的伤感。
难道这是一种永远也不会发生变化的伤感吗？
每当追昔美好的往事时，那种美好的感觉一戳就破，难道就是所谓的这种伤感降临到我了吗？
是因为回忆中的幸福，不但来自于当时的光景？
还是来自于曾经的矢志不移的瞬间的永恒？
这个女人，我现在可以称呼她梦露了。
就像我当时开始的时候称呼她梦露一样。她自然不会生活在虚幻的允诺中，我不允许自己这么想，而是此时此刻，她只生活在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此情此地，我当时就是这么认为的。
我曾经旁敲侧击过她的过去，她也囫囵回答了几句，完全像是从尘封多年的记忆里翻捡搜寻一般。
她好像是从中北部地区的一个小山村里长大的，来北京有些年头了。
她十八岁的时候嫁人了。有过一段幸福的婚姻生活，后来就毁了，至于毁的原因她没有具体说，我也就没有再问下去。
她去过海南，在那里呆过一段时间，为的是找人，后来又来到北京。
先是帮忙，她爱的是那种为人服务的感觉和每天见到的新的面孔，还有不断变换的时尚和对时尚的追求。
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让她留恋的。
她没有再回答她的婚姻问题。
她已经三十露头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她自己述说的，好像说的并不是她自己，而是在讲一个她既不熟悉、也与她不相干的人。
“你找的人是谁？”
我问着，有些事我想知道的确切点。
“以后，你会知道的。”她却一语带过。
她也弄不明白我这段时间为什么对她以前的事这么感兴趣，还有，就是现在她在北京具体做什么，我还真的不知道。
“大勇哥哥，你的问题很多啊！”我上面就说过，我真实的名字叫常明宽。
她对于自己的未来也是这个样子，就我来讲，当然根本不可能再和她谈什么结婚啦家庭啦这种计划。
不过，我们会谈到一些题外话，谈的最多的就是张学良和赵一荻。
要举张学良和赵一荻的例子，我对于张学良的情愫比她对于赵一荻女士更有同感。
如果说到原配夫人于凤至，那我宁愿看到张先生既可以投入她温暖厚实的怀里，又可以拥单薄细瘦的一荻入怀。
我妻子虽然对文学不感兴趣，但是她常看电视。
对于这桩尽人皆知的事情在饭桌上她曾有过一场在我看来很荒谬的辩论。
“张先生到底对于赵女士有没有真正的恋情，假如没有张学良被囚禁半生，张先生和赵女士的爱情可不可以坚持到底？”
妻子的话我非常生气，我立刻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他们的恋情是毋庸置疑的，也许命运安排给张学良这样的幽居生活，正是为了成就他和赵四小姐这段千古流传的真正爱情。”
妻子看着我的表情，不再说话，她不明白这件事，或者是仅仅是一句话，为什么我要如此的激动。
这叫妻子莫名诧异！
她永远不知道我和梦露的事情，因为这件事关系到了我和梦露，当时我是知道我是真的喜欢梦露的。妻子说到了我的痛处。
关于我和梦露，我曾想象过，再过个十年我们会是怎样一番情景。
于是，有一次我试着问梦露。
“假如，再过十年我们会是什么样子？”
“十年啊？那么遥远的事情想它干嘛，还是想想下周的七夕节怎么过吧？”
我不再吱声，也许关于关于这个问题她真的不想回答。
她既然提到了七夕节，我就顺便回答，“那天我想和你一同出游，一起过鹊桥，那天我想整天和你呆在一起。”
我说完之后，看着她。她没有说话，我倒是很紧张。
可是，这些只是我的计划和设想，可是这些计划和设想很少有不让我反生痛苦的。
有一次，去外地出差，我就曾经为了后面的服务员一直跟着我直到我遇见熟人也不离开而同宾馆的人大吵一架。
另外，陪妻子逛街、或者去看朋友，或者买一件新衣服，或者从外面归来去车站接我，这些事情我都觉得与我的年龄不相称了。
我觉着这是小年轻人干的事。
每当和妻子在一起，而又恰巧遇见熟人的时候，我就有点紧张，害怕给他们说成“老婆的跟班。”
但是，尽管梦露和我老婆差不多大，看上去也比我老婆老得多，我同她一起出门却无所谓，我甚至为之感觉骄傲和自豪。
这一切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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