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这些，杨震有些感慨的道：“在打通与中央的联络之后，为了弥补干部，尤其是政工干部不足的情况，我在向中央求援时候。之所以宁可定着某些方面的压力，也再三要求不要那些肃反专家，就是担心有些事情会重新上演。”
“我们这支部队来源之复杂，恐怕为我军历史上独一份。有战俘出身的各级干部，还有抗联出身的干部。而战俘出身的干部，又分为国军和我们自己人两大块。而抗联很多一部分干部都是山林队，也就是所谓的土匪出身。”
“就算是党领导下的抗联也因为形势的关系，一直长期独立在外，距离中央千里之遥，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各级干部与关内的干部，在理论上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当时的情况，在某些人眼中恐怕是相当的不纯洁。”
“如果真的来那些肃反专家，按照过去的老一套来办，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这支部队就得彻底被自己给搞垮。我们现在的这些高级干部，又有几个能够过关的？恐怕包括我个人在内，都无法过关。老首长别忘了，我也是战俘出身。”
“我不反对肃反，肃清部队内部的敌特分子，这对部队的安全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将一切问题的解决都用肃反的名义进行，甚至捏造罪名不分敌我的乱杀一气。那样我们这支先天就有些不足的军队，将会遭受灭顶之灾。”
“苏联的大肃反真正的危害，不是单纯的杀掉多少究竟考验的高级指挥员。更大的伤害是打掉了苏军的灵魂，以及造成了军事理论的断层和新军事技术的更新。苏军眼下的战局，正是不分敌我肃反带来的严重危害。”
“我们没有苏军那样雄厚的底子，更没有那么多的军事院校。周边的形势，更是比苏联要严峻的多。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这么一点人才，如果再给肃反掉。那么别说发展了，恐怕连生存都很难。”
“今天在这里的是我最敬重的两位老首长，换了别人我可不敢说的这么明白。当着两位老首长，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我今天说这些，只是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这支从苦难中走出的军队，千万不要在重蹈苏联今日的覆辙。”
“有些问题、有矛盾可以摆出来，不要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因为不同意见打倒一大片。不要因为已经天下太平了，就自己人整自己人。更不好将不同的意见，动不动就搞到什么路线斗争上去。”
杨震这些话，说的很是有感而发。原来老抗联的政治工作基础，原本就远不如关内部队雄厚。各部队成分复杂，各级指挥员的背景也大不相同，很大一部分部队都是收编的山林队。
而杨震带领的战俘出身的那些老底子，更是组成异常的复杂。不仅分为国共两大派系，就连国军出身的战俘自己，也因为出身的部队不同，分为相当多的派系。这些人员来源和背景不同，相互极其不信任。
少数中央军出身的人，看不起杂牌军出身的。同样杂牌军出身的人，对中央军出身的人也是异常的防范。自己内部都相互不信任，更何谈与共军战俘相处融洽。之所以在突出日军细菌战基地之后，没有就地溃散。
除了当时的形势，让这些人要想活下来只能牢牢的抱在一起之外。恐怕就是杨震这个将他们拯救出来的带头人，在拯救行动之中表现出来的声望。当时可以说，如果杨震牺牲，那么那支装备残缺、士气涣散，连必要的生存条件都没有的孤军存在的时间，不会超过三天。
在最早与抗联四军残部合并之后，因为原本抗联的政治工作，相对关内那些经历过严格考验的老红军出身的部队就比较弱，组织也不像关内部队那么严密。再加上在开始阶段，抗联人员数量过少，其中的政工干部的数量更少。
同时抗联也缺乏关内部队，那种长期形成的政治工作传统和工作方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政治工作并未得到太大的改善。全靠杨震和郭邴勋两个真正的带头人，一点点的苦心经营才维持下来。很多事情，都是靠着杨震自身的威望硬生生的压制下来的。
为了一点点的改变这支部队，将其真正的建设成为一支像红军一样，拥有拖不跨、打不烂的钢铁一样战斗意志的铁军。在缺乏合格政工干部的情况之下，杨震这个军事干部，可谓是煞费苦心。其难度并不比后世解放战争时期，改造那些起义部队容易。
直到与关内打通了联系，中央从关内老部队抽调了大批的经过考验的政工人员，以及随着形势的变化，更多的抗联部队合并进来，情况才从根本上改变。这支部队，才真正的脱胎换骨。
如果当初中央抽调来的人员，真有那么一两位的肃反专家。来到东北为了纯洁所谓的部队，大开杀戒乱杀一气的话。别说那些前国军战俘，就是饱受路线斗争之苦，也经历过类似事件的抗联老干部都恐怕无法接受。
到时候别说那些肃反专家，就是杨震自己恐怕都拢不住部队的人心。这人心一旦乱了，再想收拾就难了。毕竟当时的抗联，不是苏区时候的红军。周边的形势，也远比当初的红军所面对的，要恶劣的多。内外压力同时压过来，这军心恐怕想不乱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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