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城里面待了几天，王明山觉得心理压力骤减。市面太平，社会稳定，人民群众以及官员们都没丝毫处于激烈斗争的模样。包括韦泽都督与沈心，远远看去也是神色自若。
当王明山去圆明园游园一番后，他整个人都放松下来，甚至有些后悔没能带格蕾丝女侯爵一起来看看。圆明园整顿后的更美了，很多在现在看来毫无适用性的房子被拆掉，盖成了非常具有观赏价值和内部实用性的小楼。设计者们水平极高，新房子造型都很美，与周围环境结合起来，更增加了园子的风景。
王明山在收音机里面还很意外的发现每周都有一次‘韦泽周末谈话’的广播节目。韦泽总是会就一些人民关心的议题做广播谈话，因为是对人民播放的，韦泽的谈话非常容易听懂。
‘……我们做事情需要事前做准备，种地可不是到了开播前抡起锄头就上，打磨农具，检查车辆的轮胎，给车轴上油，都是前期准备。掌握了多少农活，就会做相应准备。这是那些庄稼把式们的一贯做法。要是光学会准备，不一定能称为庄稼把式。但是庄稼把式们，全都懂得做准备……’
王明山一听这就是《实践论》里面的内容，实践论原文若是在收音机里面讲出来……。王明山在党建上读过实践论，那玩意发音和各种括号内的条件预设，让他读的非常吃力，甚至有些痛苦的感觉。
这次周末谈话针对农民朋友，韦泽完结合农业来讲，连王明山这样不懂农业的也能听明白。其实做事的方法就那么几点，预习、复习、过程中理论联系实践，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可这些说着容易，做起来真的很难。韦泽不避讳问题，也不危言耸听。让人感觉听了之后就感觉自己好像增加了力量与能力，至少觉得眼界开阔了一些。
关上收音机后，王明山觉得精神得到了调剂，他怀疑也许是他自己有些过分紧张。然后一个念头突然就冒了出来，‘身为国家最高领导者，做这种广播讲话，本身好像就是个大问题吧？’
从最初的革命年代，韦泽都督都是通过组织来实现营运，现在的韦泽都督则是直接向整个国家发言。‘韦泽周末谈话’是央广的节目，也就是说针对整个国家进行广播。传统生产力模式下的政治模式无法理解这做法。
斗争的弦顷刻又绷紧了，王明山想到一种可能。如果那帮老兄弟们对都督逼迫过甚的话，都督在广播节目里面做公开的批评……。想到这里，王明山觉得自己简直是脑洞大开。都督不可能失去对组织的控制。但是他很快又忍不住顺着之前的思路想下去，若是都督公开声称某些人或者某一批人是敌人，并且要求人民动手的话。以现在的民朝人民对韦泽的信仰，那些‘敌人’只怕立刻就会被撕成碎片。
感受着自己心脏的猛烈跳动，王明山又觉得自己的想法未免太荒诞不经。寻找自己这么想的理由之时，王明山发现这是对匈牙利局面的设想。那位被匈牙利上层与下层同样热爱的茜茜女王要是公开发表对社会主义的全面批判，那帮社会主义者们大概会陷入极度被动的阶段。身为民主基金会的负责人，王明山一点都不想面对这样的局面。
到了年前，三会结束，王明山就奉命到韦泽这里汇报。先把这个民主基金会草创的情况讲完后，王明山直接抱怨道：“都督，我们这里没有优秀人才，银行的年轻人对此毫无兴趣，您得找些跟王士珍同志一样的人才行。”
韦泽笑道：“一个国家的革命要靠那个国家自身的局面变化，我对民主基金会的要求是向欧洲国家提供一个可能性的选择。人员我会给你派，不过你自己可别没了耐心。”
“欧洲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十分恐惧。哦，是欧洲上层，除了耐心等待之外我们还有别的办法么？”王明山对此早就有了判断。
“那可未必。欧洲国家和民朝的区别，想来明山你是该有认识的。欧洲要人民为资本创造利润，我们民朝虽然没能做到最高，但是好歹是要通过发展生产力，让人民拥有更强的能力，推动自我的解放。目的不同，结果也不同。欧洲上层为什么害怕社会主义制度，因为欧洲人民一旦接受了社会主义制度，欧洲上层就要被消灭，为了自己的存活，他们有两种办法，一个是消灭外部的社会主义制度。现在看，他们是办不到的。我们不打过去，他们就可以烧高香。另外一种是镇压国内的人民群众，想精准的镇压某种思想，就必须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你指望那些老爷们能办到么？他们办不到，又要镇压，就会大规模的杀戮，宁可错杀一千，不会放过一个。这么做的结果只是激化社会矛盾。”
听着韦泽的介绍，王明山觉得自己也只能听听。韦泽的判断总是很正确，但是这种判断却不是‘锦囊妙计’型的，到了某个时机打开来一看就能起到绝佳的效果。所以王明山听完后只是应道，“给我派些优秀的年轻同志，我就能带着他们坚持下去。”
“我会安排此事。另外民主基金会要注意，我们并不是用我们的资金去养活一群玩票的口头革命家。我想你肯定能分辨出这些人。凡是只求结果的家伙，一定是玩票的。你可是一步一个脚印从南京走到广州的。”韦泽最后叮嘱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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